内心深处和平的我们

shaw发布于 2009-8-12 16:19:28 | 2787 次阅读　　[大][中][小]

文章来源：壹周网 关键词：文化 和平 战争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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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究竟是可以避免的，还是我们天性中永恒的一部分？约翰·霍根将给你答案。

乐观主义者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终结战争的战争”。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却持不同意见。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断言道：“唯有死者能见到战争的终结。”到了现在，几乎已经无人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够跨越战争所带来的暴力和流血。多年来我们一直进行着大量的调查，询问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问大学里的学生“人类有一天能停止战争吗”？超过九成的人答道：“不可能。”很多人为了佐证自己的论断还加上了战争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或是“它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样的话。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无疑与最近关于战争本源的研究不谋而合。就在几十年前，很多学者都还相信在文明建立之前，人类都是与彼此、与自然相处和谐的“高尚野蛮人”。而现在不再如此了。人种研究和一些考古学的证据暗示，早在拥有正规军队的国家出现之前，部落群体就会不时地卷入有死伤的族群冲突中。同时，同一群落的雄性大猩猩有时会将从另一群落来的猩猩殴打致死。这一发现也鼓舞了“战争是人类生物学遗传的一部分”这种流行观点。

来自于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瑟斯曼提出了一种观点，他称之为人类天性的“晚间新闻”。就如晚间新闻的播出向来遵循如下格言——有流血，则头条一样，太多有关人类行为的报道都在强调着冲突。然而，瑟斯曼认为广泛关注暴力和战争的行为有失偏颇：“按统计数据来看，人类彼此协作、试图融入群体的行为应该比彼此抗拒合作、相互充满攻击性要普遍得多。”持相同意见的专家人数正在增加。他们现在主张，进行战争的冲动并不是天生的，而且人类已经朝着让战争成为历史的方向前行。

在这些颠覆派中，来自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卡罗琳和梅尔文·安伯认为，光用生物学并不能解释已有记载的战争模式。他们通阅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份记录着过去和现在360个文化信息的数据库。“在任一特定时间环视世界，你会发现在不同地区，战事的频繁程度不尽相同。”梅尔文·安伯说道：“这暗示我，我们在研究的并非什么基因问题或是生物习性。”

来自芬兰阿布学术大学的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赞同他的观点。在自己的《超越战争》一书中，他指出了74个“无战文明”来反驳战争无处不在这种观点。他列举了包括非洲的西贡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以及因纽特人这样的游牧集猎族群。弗莱说，这些例子至关重要，因为从大约200万年前人属种群出现，一直到不到2万年前出现了固定居住地和农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被认为是在过着游牧集猎的生活。这个时间长度占据了人类进化史的99%。

弗莱并没有否认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很可能也在我们的游牧族群祖先中发生过，但是他又强调说，现代的集猎族群几乎很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过人为战争——指有组织的族群间的战斗。相反，多数的暴力是由独立的侵略性行为造成的，通常是两个男性为了一个女性所进行的打斗。这些争斗偶尔会造成两伙朋友或是家族之间的世仇，但是这种敌对通常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所以很少能长久持续。

他称，“人类有一种非暴力解决冲突的重要能力。”一个团体可能会简单地离开另一个团体。此外，第三个组织也可能促成调解。或者，在某些极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极富侵略性且非常暴力，那么这个部族中的其他人将会驱逐甚至杀掉他。“在部族社会中，没有人是暴徒。”弗莱说。

当战役打响

布莱恩·弗格森来自罗格斯大学，他也相信在化石和考古学记录中，并没有任何东西支持对我们祖先一直在相互之间发动战争的指责。第一个群体间暴力对抗的明确迹象出现在大约1.4万年前。证据的表现有：成堆骨架的掩埋地——要么颅骨破损，要么其上有劈砍的痕迹和被物体砸掷所造成的凹痕；澳大利亚、欧洲和其他各地的石壁画——描绘了使用长矛、棒锤、弓箭的战役，明显是为了抵御攻击而加强防卫的人类定居地。

当人类的生活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居并且普遍依赖于农业时，战争出现了。定居之后，农作物有了盈余，一些珍贵并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也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了。突然之间，人类比他们游牧的祖先们多了许多可能失去，并需要为之争斗的东西。

由此看来，与其说战争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产物，倒不如说它的出现更应归责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安伯夫妇已经发现了战争频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干旱、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明显能影响资源并激起人们对于饥荒的恐惧。

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说，战争并不是生物学冲动，而是对于人口膨胀和食物供应减少等类似环境状况的理性反应。不过他也说，由于生态或文化的改变，战争也会突然“刹车”。在他的《持续的战役：我们为何而战》一书中，勒布朗描述了像霍皮人一样好战的当地北美部落是如何接受外来者强加于他们的和平的。“对于文化影响，我们绝对是敏感可塑的。”

没落的战争

没错，也许来自于战争研究方面最振奋、最惊人的消息就是，整体看来人类的暴力倾向要比从前少许多了。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其他所有恐怖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小于全球人口的3%。根据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劳伦斯·基利所说，这个比例跟原始社会中死于暴力的男性相比要小一个数量级，而那些先人的武器仅仅是大棒、长矛和弓箭，而非机械步枪和炸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性战争相对而言较少发生，而且发达国家之间从未发动过战争。大部分的冲突是由游击战、暴动以及恐怖活动组成的，或者说是“战争的残余品”——约翰·穆勒，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如是说。发达国家很少赞成彼此之间发动战争，由于战争在过去50年间的减少（至少部分地区是这样），世界范围内民主制国家的数量大幅增长——从20个增长到大概100个。他说：“战争的持续减少似乎将成为一个完全合理的前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暴力已经衰退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尔赞同道。例如，现代欧洲凶杀的比率比中世纪时低了10多倍。平克尔还提示，人类的天性并不能解释在这样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战争和凶杀减少的原因。原因一定落在文化改变和态度的改观上。

平克尔给出了几个原因来解释现代暴力行为的总体减少。第一，产生了拥有有效法律系统和警备力量的稳定国家；第二，日益增长的预期寿命使我们不再愿意在暴力中拿生命冒险；第三，日益增长的全球化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它们增长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依存感和共鸣。

然而，即使战争不是必然的，和平却也不是当然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军火库，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武装冲突还在蹂躏着很多地区。和平的主要障碍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互不包容；人口过多；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幸运的是，理解环境状况会促使战争的发生后，限制战争的方式也应运而生。勒布朗指出，现代人类竞争的焦点已经从食物、水和土地转移到了能源上。他提出和平的两个关键点，就是人口控制和新能源方案。

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洛汗姆却在沿着另一个方向思考。众所周知，随着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人口出生率随之下降。由于女性比男性的暴力倾向要低，洛汗姆希望这些教育和经济的趋势将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政府机构。

毫无疑问，任何对于战争终结的宣告现在都还言之过早。但至少，我们能够肯定地拒绝那些说战争是与生俱来的宿命论了。战争不存在于我们的DNA中。那么，既然战争不是天生的，它也自然不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选自《新科学家》杂志2009年7月7日号，科学松鼠会供稿
编译/上海一周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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