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他的“宝贝们”
Steve发布于 2012/5/19 21:31:40 | 8427 次阅读  [][][]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关键词:青少儿 梁启超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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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文

400多封给孩子们的信中,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梁任公用以形容自己心境与状态的话,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兴会淋漓”一语。

1926年,梁启超出现便血症状,此后时好时坏,三年后,终于不治。期间,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一幕:梁任公正在上课时,张君劢冲到讲台上,哭着将其强行拉走,理由是,任公必须为国家爱惜身体。

当然,最牵挂他的,是那些“宝贝们”——任公深爱的九个孩子。

为了安慰孩子们,“兴会淋漓”成了任公信中的高频语汇。每周五次演讲,兴会淋漓!党争酷烈,天下行将大乱,在“黑暗和艰难的境遇”中,还在本着“得做且做”的精神谋划《中国史》的写作,擘画理财事宜,兴会淋漓!

其实,由于经年高强度的运转与燃烧,此时,任公那天赋的充沛体力,已然大厦将倾。进入1928年,更每况愈下,并在转年的1月19日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孩子们。

斯人虽去,遗爱人间。任公留下的精神财富嘉惠孩子们的一生。九个孩子中,出了三个院士(其中两个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一个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环顾民国思想文化界巨人,像任公这样,既倾情投入政治、思想及学术领域,光彩照人,又能把家庭的生计、孩子的教育照顾得滴水不漏的人,屈指可数。作为父亲,任公同样功德圆满。

新近出版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一手记录了这位精神界巨人舐犊情深的一面。通读全书,不难发现,终其一生,扮演父亲这一角色,在任公,都是兴会淋漓,其乐无穷。

做父亲,是任公一生的事业。

因为是事业,就不是抽身宦海后的含饴弄孙,不是名利场上争逐之后的余事,而是时刻萦怀的牵挂与投入。1911年,武昌起义意外成功,流亡日本十三年的任公乘日轮天草丸从东京出发,踏上祖国土地,投身民国初年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之中。回国之后的任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其盛况,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先后有“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等语描述。随后,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重要职务,然而,尽管位高权重,尽管身处被其厌称为“五浊恶世”的民初政坛而日日为国家走上轨道折冲奔走,对于远方的孩子们,任公未曾稍有疏忽,相反,仍是关怀备至,细致入微。

给孩子们寄礼物、压岁钱,是任公乐此不疲的事情。任公的礼物,丰富多彩。从金镯、银镯、衣料,到毛笔、墨盒、书画、古籍珍本,细水长流,不一而足。至于压岁钱,不但给得及时,还谆谆叮嘱分配及用途。“今属汝叔寄上九百元,内八百充家费,其一百充压岁钱。汝兄弟七人,人十元,廷献及诸外戚,人五元,若有余则归汝,仍由汝请群仲吃一顿,若不足则在汝所得之份垫出,吾将来别以他物酬汝。”1913年春节将临,任公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如是娓娓叮嘱。

当然,最好的礼物,总是原创。“我给你们每人写了一幅字,写的都是近诗,还有余樾园给你们每人写一幅画,都是极得意之作。”在孩子们面前,任公的得意总是那么夸张。

政海险恶,暗杀阴影逼近,但任公不为所动,更不误隔海向孩子们传道授业。“津村先生肯别诲汝中央银行制度,大善,大善。惟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宪法能讲比较尤妙),知其大意。经济学亦必须毕业,而各课皆须于三月前完了……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参考书亦不必太多读,专受一先生之言而领会之,所得已多矣。”类似传授、提醒,书信中比比皆是。

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好公民,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任公多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结果,也是用爱浇灌出的花朵。

任公事父至孝,感人肺腑。“天气渐寒,祖父寒衣宜早备,睡席恐冷,可劝支床。”回国不久,对同样远在日本的父亲,任公念兹在兹,巨细不遗。“顷电汇四千,想先此书达。书言二千者,恐祖父见家费多,或生恼怒也。”为了不让老父担心家庭开支增多,提前去信,安排“瞒报”,用心细致而良苦。真难想到,一手汪洋恣肆文字、满怀宪政自由理想的任公,身当国之栋梁,对于老父,犹有如斯缜密的心思、百转的柔肠。

做人方面,任公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至深至细。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

梁任公曾写有时论《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言其平生喜诵好友韩孔庵的一首诗,甚为称道其中“舌下无英雄,笔底无奇士”一句。言下之意,行胜于言。任公一生,笔挟风雷,但绝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道德文章与实践理性比翼齐飞,千载之下,仰之弥高。蒋介石用来评价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话,如果用在梁任公身上,恐怕更为确当。

任公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是呀,终生信奉趣味主义,视无趣为大敌的任公,对于父亲这样一个重大角色,焉能扮演得面目可憎枯燥乏味?

说到趣味,任公的家书文字,堪称移步换景,美不胜收,赏心悦目。

就说称谓吧。“孩子们”、“宝贝思顺”、“对岸一大群可爱的孩子们”、“一大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慈爱,亲切,风趣,跃然满纸。

遇有得意之事,任公总会及时向大女儿炫耀。初归国时的万众欢呼,自然描写得生动充分,当上高官后,尽管对出行中的前呼后拥,有“冠盖游山”的自嘲,更有“非专制国无此现象”的清醒批判,但委实也不无炫耀之意。而更多的炫耀,往往是因为得到了善本书、珍本书。诸如“吾又得一明刻本《李杜合集》,字大寸许,极可爱”,而随后却告诉女儿“不许撒娇来索”,让人分不清,这个老爸,到底是在拒绝,还是在诱惑。

八卦与调侃,也是任公家书中不时冒出来的佐料。“老白鼻”已经很著名了,而打麻将时被警察抓个“现刑”的桥段,却少见而令人捧腹。请看:“昨日偶约数人为戏,至夜时分,为警察所讹诈,将具取去,令诸人皆勿得他适,于是清谭彻夜,幸月至佳,亦殊有趣也。今晨科罚金人十元,此亦吾好游戏之一小惩也(大约彼辈来时,给以小费便行,吾侪不屑,故听其所为,今晨遣人持名片往领署徼彼此数)”如此声口,哪里还看得出一点严父的影子,分明一个活脱脱的调皮孩子!

当然,任公并非金刚不坏之身,也非欢喜佛。国是日非、政治难上轨道,令他常感苦痛。此时,大女儿思顺成了他滔滔倾诉的对象。此时的任公,并不减少在你心目中的伟岸,相反,因其真实,更觉可亲。

任公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值注意。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任公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任公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读任公家书,不禁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无论从博学风趣,还是从性格角度比较,两人都非常相像。在美国,富兰克林成了百元大钞的象征,而其思想、文字与故事,得到了同样广泛的普及。相形之下,任公的思想、事迹与文字在普罗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却要逊色得多。

因为看任公家书的缘故,又去看了任公出版于1920年的《欧游心影录》,这是任公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所关注的问题,诸如对宪政民主、思想自由的思考,今日仍有价值,而其文字之美,今日的汉语写作能望其项背者几稀。它应该连同任公的家书一道,成为国人的普及读本。

本民族的伟大人物,是造物赐予我们的瑰宝。诚恳地阅读,是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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